还有一本童话 

中二时候的政治课本上有张图片，痛斥西方青少年道德败坏，印象里是照片上两个打扮得像吉普赛人的文艺女青年，抽着大麻烟（原图找不到，谁能贡献给我一本90年代中后期的人教版国中政治课本），接下来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青少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云云。

现在稍微了解了一点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包括日本）的青年运动情况，就觉得那课本太好笑了。这两张图片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士文化节被拍下来的。如左图讽刺那张讽刺嬉皮士嗑药的漫画，花花绿绿的、叛逆的着装夸张的饰物；更特别的是激进反叛的生活方式：“1966年底，罗纳德·里根被选为加州州长。这位后来的美国总统公开指责嬉皮士“打扮得像人猿泰山，头发长得像小丫头，闻起来像野兽”。面对来自官方的歧视，“垮掉派”们选择了和平对抗。1967年1月14日，旧金山地下报纸《神谕》在金门公园的草地上举办了一次超大型的行为艺术表演，取名“人类大聚会”（Human Be-In）。组织者请来了金斯堡，以及前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自称是LSD专家的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金斯堡在舞台上带领大家诵经，而利里则喊出了一句响亮口号:“审视内心，关注社会，退出世俗。”
　　可是，被组织者请来做宣传的记者们发现，参加“人类大聚会”的2.5万名“演员”没人在乎舞台上发生的事情，他们要么和周围新认识的人聊天，要么和心爱人一起窃窃私语，要么干脆什么也不干，就躺在地上晒太阳。这些人长发披肩，脖子上挂着便宜的珠子项链，赤着脚，穿着道袍似的褂子，许多人手里还拿着点燃的香，似乎是刚从寺庙里走出来的隐士。他们无论打扮得多么怪异，全都面露微笑，态度平和。”

战后头20年经济增长迅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主流价值观，仍是传统的保守的中产阶级价值，对家庭忠诚，爱护自己的孩子，忠于自己的社区，在城郊购置独栋小楼，开车上下班，周末外出度假等等。如左边那张图片上一样，西服革履，文质彬彬，人人都是绅士淑女，教育孩子们也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的。他们人数众多，把持着话语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保守的观念在国际上就是对苏俄等红色政权的偏见，到麦卡锡主义泛滥的那几年，可谓登峰造极。成长在这种虽然光明但显得死气沉沉的生活中的青年，自然会有些难以忍受，由此，才有了嬉皮士的反文化运动。

“垮掉派”既反“左”又反“右”，鄙视传统社会的几乎所有价值观，提倡无条件地遵从内心的召唤，在反叛道路上走得比以往任何一种思潮都要远。 虽然这些社会运动因为其内部组织混乱，几十万人的大串联因为嗑药酗酒斗殴凶杀等破坏，但其中被称为：

“挖掘者”（The Diggers）是一个松散的无政府组织，他们没有领导人，从来不接受采访，媒体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挖掘者”这个名字起源于17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的英国国王制定法律允许地主随意圈地，把无人认领的公共土地划为己有。1649年，二十几个贫穷的农民在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的带领下，在未被占领的土地上挖土开荒，种植庄稼，并自己动手盖起了房屋，过起了按需分配式的公社生活。温斯坦利认为金钱和私有财产是人类所有罪恶的来源，只有放弃私有制，共享财富才能消除贫困和战争。

但是，“挖掘者”们拒绝使用暴力，当政府派警察前来驱赶他们时，他们没有做任何抵抗，因此，这个乌托邦式的组织只维持了不到一年就被迫解散了。温斯坦利后来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理想。后来他被包括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许多激进人士视为鼻祖。

也就是说，这些嬉皮士的中坚力量“挖掘者”居然是和社会主义的近亲，继续往下看：

但是，只有旧金山的“挖掘者”组织才最终全盘继承了老“挖掘者”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不可能指望当权者做出任何让步，甚至像新左派那样上街游行也不能解决问题，那样做顶多在电视上露一下脸，丝毫起不到任何实际效果，而且即使最后革命成功了，也只是把政权和财富重新分配，最终仍将导致腐败。他们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社会，人类才有指望，而这个“根”即来自“私有财产”这个概念的存在。所有战争、歧视、剥削、贪婪、虚伪、政治腐败、滥用权力、等级制度等等罪恶都是因为私有财产在作怪。因此，他们的宗旨只有一条:一切都应免费。

在这个宗旨的指引下，“挖掘者”们在海特区附近的草坪上免费分发食物，任何人都可以来领。他们的口号是:“这些食物本来就是你们的，我们只不过把它们还给你们。”这些食物有些是来自商店的捐献，更多来自LSD制造者斯坦利。他们每天下午提供一顿饭，一直持续了一年，许多嬉皮士就是靠着这顿饭才没有饿死。他们还经常组织“感恩而死”乐队在草坪上举行免费音乐会，为嬉皮士们提供娱乐，后来又发展到免费提供钱和大麻，甚至还在海特区开了一家免费商店，提供衣服、被褥等生活必需品。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要求任何回报，因为他们希望嬉皮士们可以不必遵从这个社会所制定的游戏规则而得以生存下去，从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从而在精神上得到升华。

很多老嬉皮士都回忆说，如果没有“挖掘者”的帮助，嬉皮士运动甚至连一个月都不可能维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挖掘者”就是嬉皮士运动背后最重要的物质和理论支柱。

悲剧啊，一场带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群众运动，就成了中二政治课本上描述资本主义青少年们腐朽堕落的案例，不知昔日那些老嬉皮们看到那课本会有什么感想？

延伸阅读：http://civ.ce.cn/yw/200708/28/t20070828_12702209_1.shtml

1918年，威尔逊总统把美国大兵送上了运兵船，不少年轻的士兵在船上因为流感而亡，而其他的患者把流感带到欧洲，造成至少两千万人的死亡，比一战的死亡人数还多。近日甲型H1N1流感肆虐，人心惶惶，从墨西哥窜出来的病毒，随着发达的交通工具快速的全球传播，虽然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不可能引起很大的破坏，但传播速度和范围可要大多了。

轻点鼠标，金融和资本就在全球间流动；咨询在流动（第一时间能看到美日欧的影片、游戏、应用程序），人也在流动。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但也有些蕴藏的危机：因为美国房地产政策失败，大洋彼岸的中国工人失业了：因为中国是主要的制造业国家，金融危机导致外国人没钱消费，中国的工厂也只好关门大吉了，这就是全球化的风险。与此相反，1929年的大萧条，资本主义世界哀鸿遍野，苏联却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显得欣欣向荣，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门口排满了要求移民的美国工人的长队，似乎印证了那句话“敌人一天天的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只可惜当时苏联只是个要求赶超的封闭经济体系，通过暴力手段维持的工农业剪刀差达到了其重工的繁盛，如果当时苏联也参加了全球化的分工，恐怕也难以独善其身吧。

吉登斯把全球化风险分为两种：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外部风险是老式的，来自自然的、外部的，比如瘟疫、洪水和地震等等。被制造的风险，指的是有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引发的风险，大部分环境风险，如气候变暖。落后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同时承受着两种风险，因此可以说，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甲型H1N1流感还是金融危机，各个国家都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需要更多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

对抗风险的个人方式之一是保险，买份人生、财产保险，保险精算师已经算好了一个人上车遇到车祸的几率；在社会范围而言，预防的理论是很重要的，比如对新型基因玉米进行严格的测试，以防止生物污染。

更多的时候，面临全球性的风险，还需要各个国家之间的协作，比如中国医院滥用抗生素造成了抗药性很强的超级病菌，如果传播的其他国家，会造成严重的问题。G20峰会，各国首脑对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问题提出用国际金融机构注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海洋和天空，更多的协作才能解决问题。

反全球化的力量一直是不容忽视的，比如在国际分工当中，制造业被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那些原来发达国家的工人可能失业，也可能改行去做些不如原来收入和地位的工作，他们可以愤怒的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阴谋，资本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权政体狼狈为奸。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也会怨声载道，因为他们微薄的收入可能买不起他们自己亲手制造的产品。全世界的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却有可能彼此憎恨。国际间的经济不平等还一如既往的持续着，全球化更像一场掠夺。于是，每次全球化高峰会议，如WTO和G20峰会上，都有不少抗议者。

但毕竟全球化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民族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权力被削弱了，很难闭关锁国的不去接受。诚如吉登斯所言：“这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此书是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本著作。虽然熊彼特师从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但他并没有像奥利学派20世纪掌门人米塞斯一样和社会主义学者展开方法论大战。他的好友当中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诸多重要人物，本人也在奥地利社民党的“社会化委员会”工作过，在思想上也倾向于社会主义。

该书第一章四部分分别是“先知马克思、经济学家马克思、社会学家马克思和导师马克思”大力推崇马克思是是博闻强识、钻研深刻的经济理论家，但他并不支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但在第二篇《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么》，他认为资本主义能存在是因为企业家创新能力：“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新形势”，但在最终，资本主义企业日益丧失其创新能力，而企业家也将无事可做，最后导致企业利润率不断下降最后趋于零。在这种境地，企业家本身就变得多余，企业会撵走企业家，剥夺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就是资产阶级本身，而不是各类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煽动家。

同时，资本主义需要创新同时必然需要大量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增加，这些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具有专业工作的雇佣价值，心理上也不易接受，由此导致了这批人的失业。这批人怨气丛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道德非难，完全出自于自身事实推理出的逻辑结论。当他们面对劳工运动的时候，劳工从不恳求知识分子领导，但知识分子闯入劳工政治，声嘶力竭的宣扬这个运动，为它提供理论和口号，将其变得更为极端。所以，社会主义也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宗教。资产阶级本身只是一个追求利润的团体，并非铁板一块，所以能容忍也无暇顾及反对他的知识分子。作为当时政治自由度最大的国家英国，也能容忍马克思这样在欧陆四处被驱逐的反资本主义者和其他的异见者，而今日的美国也有很多如乔姆斯基这样的左派学者坦然发表他们的理论。

第三篇《社会主义行得通吗？》熊彼特支持的是企业全盘国有化，由中央的控制计划经济方式。但特别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只认同“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通过修订法律，改变产权征求大多数人同意而实现的，而反对那种通过流血暴力革命的“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

“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化”可以认为就是俄国革命的，骤风暴雨，翻天覆地。另外两本书，吉拉斯的《新阶级》（内部读物）指出，原东欧国家推翻的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统治，只不过被革命者建立的官僚阶级取代了而已，而这个“新阶级”比过去的统治阶级可能更加残暴。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也深刻的解构了斯大林体制，对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界选择性失明的珍爱苏联、为苏联辩护（如萨特）进行了批判。

就我个人理解，曾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是种山寨版的资本主义体制，是一些后进国家试图赶超现代化的社会运行方式。根据现代化理论来说，西欧北美的现代化（资本主义）是种从社会上自发内生的制度，而后发的东欧和远东国家，主要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追补现代化（资本主义），期间同样保存着西欧早期资本主义那种野蛮。即使不提及那些国家曾发生的饥荒、肃反，一个社会主义国有工厂的工人就不受他们经理、主任的气了么？

第四篇《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多说了，第五篇《各社会主义政党史略》一篇到颇为有趣，简介了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人士不在政府任职，但他们通过日拱一卒的方式，宣传劳工利益的重要性，最终为英国工人待遇改善和英国工党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但是按照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今天的老左看来，他们无非是些调和主义者罢了。另外也有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的介绍，在2007年读到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大约才知道瑞典这个福利国家的样板也是依靠瑞典社民党的社会主义理念缔造的。至于过去被称为修正主义者的考茨基、伯恩施坦等德国社民党领袖的史略，也在该篇中有介绍，以及他们和列宁的恩怨情仇和方法论大战。幸运的是，为了批判的需要，伯恩施坦等人的文集这两年都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让我们充分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念。

本书只是粗读一遍，还需再读。

在贸易不凡容的农业时代，乡间的人们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各类商品来源不会太远：可能出自家庭手工，来自邻居的作坊，至多也就是镇上能买到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购买的商品深深打上了个人化\个性化的烙印，人们可能会记住张家打的铁钉，李家的烧饼等等。同样，自己完成一些日用品的制作，如烹饪和缝衣，也能从制作过程中得到乐趣和成就感。

拜现代资本主义所赐，普通人也有机会以低成本享用昔日君王都难以得到的物质产品。但我们和这些产品的制作者却越来越远。手边可能摆放着印尼生产的laptop，晚饭吃的是越南大米，普通的蔬菜也是外省运来的。工业化时代，机械生产和消费者发生了分离。我们毫不清楚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是谁，产品质量保证不是因为向过去一样我觉着张铁匠\李师傅靠得住，而是着眼于商品品牌，这个企业的知名度，是否符合ISO9002标准，样式是否中意。

消费者在市场上用钞票作选票，投出最喜欢的产品，可以称之为市场民主化；生产者通过统计销量，策划问卷调查来设计合理的营销，但个人消费者和大企业之间还是用很大的隔膜的，营销的手段也变成了制造需求，取代了过去村镇社区的社交式交易。

与此不同的产品是文娱类，影视艺术绘画，特别是小众化的，如果作为商品或者非商品，都要表明制作人或者制作团队，吸引人的正是其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本身质量并不是很好判断，更依赖于鉴赏者的主观判断。

事实上，人们是厌恶工业生产下的千篇一律的产品，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撞衫（遇到和自己穿着相同的人）是非常败坏心情的。因此，人们倾向于选择显示个性和独特审美观的产品，精美的奢侈品也被中上阶层的人士消费：把普通面包换成可颂坊，把Nike换成能显示贵族风范的阿迪王都是如此的行为。

那么，由此可以推出两种生产方式，匿名的员工，流程相同同质的大工业生产，如肯德基，麦当劳；也有个性化，依赖明星主厨的中餐馆。

丹尼尔·贝尔有趣的总结到人类的劳动对象在不同的时代分别是自然，机械和人，个性化的生产虽然是旧时代的残留物，但在服务业发达的后现代，我们要面对的是个人理财顾问，律师，私家医生的服务，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交式交易。

从计划到市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知识界说的最多的话语，官员讲话也喜欢挂上一个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就是说宏观调控必须有限度。计划经济构想是“在国家的控制下对生产和销售进行安排。共有资源开采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是根据中央计划。这个计划是为了满足有官方确定的人民需要而制定的”，目标是为了避免出现自由放任经济体制中出现的浪费、赤贫和经济危机等现象。简而言之，这种经济学就是在一个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问题，以求的更多的产量。

专注于生产，是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中央计划经济委员会通过严格的计算，指定生产计划，具体到生产多少鞋、衣服，然后由庞大的科层结构将其分配成一个个连续细节的任务。“然后，这连续的阶段就分配给下一级权力部门，直到处于金字塔底部的个人能实际处置组织的任务。”

但由于劳动分工的复杂性，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也是同样的繁复的。波兰尼举了一个踢足球的例子：“说到人类事务，就像比赛中每时每刻都在协调的十一人英式足球对，队里的每一成员在移动中都必须等待队长通过无线电给球员下达命令的一支球队比赛。中央指挥只会导致瘫痪。”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计划经济往往被称为短缺性经济，生产的产品因为忽视了消费者的行为，从而产生了混乱。另一大缺陷就是作为经济数据来源：价格，逐一评估是十分困难的，只能根据外部市场的价格进行参考。

亚当·斯密在认为市场交易中让每人都心满意足并合理配置资源的是“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就是属于上帝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有一个观点，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这么看来，计划经济就是妄图用人来取代神，自然会遭到失败。

那么，经济当中的计划应当在什么范围内呢？应该在于企业内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日本学者在中国访问后生成：当时中国的根本没有企业，有的只是附属政府的加工厂而已。所以在改革初期，把权力下放给企业就成了一个重要议题（如对我国贸易很重要的外贸经营权）。在更早些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波兰和南斯拉夫也有一套下放权力，工人自治企业的管理方法。

企业内部计划根据自身进行预算开始，指定产量、销售目标、雇用人员和其他费用开支（其实在计划体制下也要通过科层制上下交换意见收集信息从而制定总计划）。企业还需要制定保持其正常运作的工作纪律和制度。如果一家企业计划不善，至多引起本身的倒闭，其他同行会占据它的空缺。而全局计划发生问题，轻则导致短缺，重则导致饥荒。

最需要计划的人类活动显然是军事行动。战争虽然始于部落间混乱的群殴，但在人类漫长的战争史当中，计划严格、调动精确的的不对才能成为常胜之师。

微观上说，常胜之师需要士兵严格训练、严苛的纪律。比如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欧洲战场上，双方步兵都得排成整齐的队伍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去，组织不够严密的部队在没有靠近对方的阵线之前就会溃败。宏观上看，军事指挥是通过严格的科层制去执行军事计划，所有行动一直处在计划和再计划之中。五个军团就像指挥官的五个手指，在指挥官的严密部署的联合行动下，才可能形成极大的力量。而这个过程中，指挥官将五个军团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干涉细节，而后具体的指令又由军团到师，到团，直到排这样的基层单位。“在这个组织里，只有一个必要沟通的渠道：垂直的权威等级。”

而和军事相关的生产也更偏向计划经济的方式生产，因为其消费者是国家政权，而不是普通公民。苏联在前几个五年计划里建设的重工业体系为其在二战中逆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样，这套计划经济也像军队一样有着严苛的纪律，斯大林时代的工人旷工、迟到以及磨洋工可能会被会被流放西伯利亚甚至枪毙。

但日常的经济系统毕竟不同于战时状态。战争时，由于贸易可能中止，F·李斯特才提出他的贸易保护主义：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防止被敌国经济封锁。社会自由意味着对社会较少的管制，但在军队中，士兵则必须过着半法西斯式的生活，战时居民生活也会因为戒严法令被剥夺部分的公民权，在战争比较严酷的情况下，公民也得和士兵一样定量配给食物、参与国防劳动等等，此时市场不复存在，社会也就是一个大兵营了。

能在几个不同的城市生活是件有趣的事情。大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大城市，集中了社会上绝大多数的技术、资源和人才，这里每天发生的大事情，远多于轻罗棋布在大地上的村镇。也都是我们每天在报纸上、电视上和网络上关注的新闻。可以说，城市就构成了我们现代化生活的大部分，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发展史，也是现代人的世界，难怪英国人说过：“如果你厌倦了伦敦，那么你也就厌倦了世界。”

过去的时代，封建时代的欧洲的权贵，封建领主和教士们，住在自己的领地和教区里，这些地方大多是乡间，权贵们主要靠这里的农民供养，而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有些时候为了城市的自身利益如税金、自治权和权贵们扯扯皮。帝制时代的中国，皇帝及其下属的官僚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是绝大多数官僚卸任之后都得告老还乡，在自己的家乡农村做个乡绅、员外，不问朝政。

现代的城市，则是商界、政界、艺术和文化界的精英聚集在一起，交通、规划和设计都得符合工商业的需求，按照高中地理课本的说法，城市化的标志是：1、城市规模扩大2、城市化人口增多3、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西欧自18世纪60年代进入工业革命时期，随着生产活动由手工作坊被大机器所替代，人口的快速聚集成为工业化重要的副产品。这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不断扩大工业化的外延，以城市为中心的第三产业也随之逐步兴起。最早实现人口结构城市化的西欧国家为英国，从1760年到1851年的90年间，英国城市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50％。作为西欧的衍生国，美国人口结构城市化的步伐更快，在1860年至1920年的60年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５０％。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平均超过85％，许多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次发达国家的同一比例甚至超过这一水平。”

自然，城市化程度不同，也就是发展水平不同，我有幸在三个不同的城市生活过，也就粗略的体会了“初期、中期、到后期”的城市发展阶段。

城市化的初期阶段

我的故乡是边境线上的小城市，塔城，这座城市历史不算很悠久，清朝时候才划了一个行政区（但老城已被沙俄吞并），到1984年才撤县划市。全市辖区居民人口十五万左右，城镇人口八万。市区面积很小，过去常被我称为3×3的格子，骑车20分钟不到就可以从南至北走一圈。而中小学生参加的5km左右的冬季长跑比赛就被冠名以“环城赛”。街道上的行人也只会在节日时候显得比较多。在街上逛一圈总会发现熟人，认识的或者常见但我叫不出名字的人，可以说，这是一座放大了的村社，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

街道规划并没有特别设计，只是沿袭历史传统，做了些拓宽修缮的工作，全市的各个企事业单位也属自然分布，绿地和小溪在市区西北角构成和谐的一片。公用交通不过两路公共汽车，从不拥挤。通往其它城市的选择有公路和飞机（飞机只通往乌鲁木齐）其他公用设施也并不发达，我记得自来水系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普及的，而现在一些老旧的民房依然没有下水道系统。

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并没有被打破，农牧业依然是这里的主要支柱，工业也仅限于粮食加工、水泥建筑材料等比较基础的行业。与1978年之前不同，现在对外依赖程度更高了。1978年之前，中国的城市以地区级为行政单位实现了自给自足。我依稀记得过去也有毛纺厂、服装厂、糖厂，周边的县城也能生产电线杆、啤酒等产品。只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公有经济不善的情况下，集体企业关的关、倒的倒，而这种计划经济解体引发的“脱嵌”现象，造成原来企业员工今日生活的困境。“单位”仍是在职人员的主要工作环境，虽然1991年苏联解体给这里带来了边贸行业，但对经济总量影响并不大。商场里没有都市里的名牌服饰，种类也不是很多，如果想买点高档产品，恐怕都得去首府乌鲁木齐了。

城市发展的中期阶段

中学的时光是在乌鲁木齐度过的，这在西部是当之无愧的大城市，高楼大厦，街道车水马龙，街道上满是行色匆匆的陌生人。长条形的城市，从南端到北端坐公交要一个多小时。北边的水磨沟区还是那些半死不活的大型国企的聚集地，天山区的中部是政府、党委所在地，商业广场多聚集于此。各区分布，功能各不相同。200多万人口，也就是说这不再是个熟人社会了，各地、各国的各地的人来往于此，我们主要面对的就是陌生人。

“城市化会引起重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从空旷的乡村空间转变成建筑林立的城市空间，意味着自然环境的丧失和活动场地的减少；为了供养城市人口，对剩余农产品的需求也将增加。人口的高度集聚大量需求基础设施：转乘便捷的交通系统、清洁的水源、供电系统、公共卫生和废物管理体系以及公共健康设施等。”这也是大城市的现代病，拥挤、污染，以至于冬天下的雪没多久就被烟囱给熏黑了（虽然对东北诸多工业城市的居民来说见怪不怪），冬季灰蒙蒙的天，夏夜是红色的天（光污染），看不到绝大多数星星。治安也不能说的上好。

大城市自然经济更发达，乌市拥有更大的“单位”企业，估计几个大企业员工加上家属就比塔城市区的人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种类也比新疆各地州繁荣的多。市政府也和其他许多城市一样，用优惠条件招商引资，并兴建大型边贸市场，和中亚商人交易。外国商人虽然很多，但还说不上是做商业国际化的城市。它拥有更多的私营企业，在传统的单位体制下，无疑有更多的选择。

城市发展的后期阶段

在上海也有五年了，直观的感触倒不是很多，更多是作为一个读者从书本上去观察这座城市。许多年前有位陌生的女生给我发短信说“这是一座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城市”，如果按她所说这是被消费主义奴役的城市、没有人情味的城市，我认为只对了一个方面。这是一座千面城市，有很多的功利主义者，也会有很多理想主义者。

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兴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技术动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性日益增强。全球化渐渐另大城市失去了民族国家的一些特征，使用通用的英语、行政建制也随之国际化。虽然在上海依旧有遍及全国的党政系统和国企的单位系统，但外企及其带来的制度也是影响巨大的，比如再就业态度上，很多人更希望有个高薪的工作，而不是“单位”里面的稳定工作；在职业化的训练过程中，学生们也主要接受的是国际化公司的训练。

城市化后期的城市另一个特征是外来人口众多，比如当代芝加哥，44%的人口是非本地出生的。上海也同样，新行业需要新人才，在本地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也需要其他地区的支援，虽然也造成了一些族群分裂的次要矛盾。

我在一文中曾说过，今日上海是从传统的工业城市转型为服务业城市，这些服务特质金融业、电子等高科技行业，这些服务行业大约在全部生产总值同时，工业在上海仍占有很大一部分：“上海市三大产业占GDP的比例：2006年第一产业0.90％，第二产业48.51％，第三产业50.59％”。第一产业即农业占有量很小，本地产品是极端依赖型，如：南汇和松江的农场，只是锦上添花而已，更多的商品需要从江浙等周边省份运输；至于供电、石油也是如此。

总结

三座不同的城市，从小到大，他们不同的根源在哪儿呢？按照《城市的世界》一书的说法：外资直接投入的造就了东西部发展阶段的不同当然我想，我的故乡即使有很多外资投入，它也不会变成东洋魔都……

想读此书，主要因为此书曾经是禁书，因为作者金观涛牵扯进了20年前帝都发生的一些不和谐事件中。而后作者流落香港，不过这几年风头比较松，所以2005年，这本《系统的哲学》再版了。

原作写于1987年，作者刚刚跨入40岁，已经算是中年人了，行文风格却表现着充沛的热血青年势头，在长达40页的序中，阐述了他的心路历程，从马克思主义到黑格尔，再到走出黑格尔，以科学的逻辑研究哲学，最后融会贯通，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开始阐述他的哲学。行文颇有郭小川诗词的大气，感情充沛，光是感叹号就用了无数个，理想主义的激情，倒是和那个被称作“自由十年”的时代（1979-1989）十分合拍。

那个时代确实是理想主义者的时代，闭锁的国门刚被打开，也是历史上第二波西学东渐的过程，高校的学生当时都以谈论西学为荣，无论什么佛洛伊德、哈耶克、波普尔还是其他的形形色色的理论，虽不见体系，但着实可以被称为狂飙猛进（Sturm und Drang）的时代，加之当时大学生不用为就业苦恼，有的是时间讨论这个。今日国学虽然在电视上比较畅销，但大多数年轻人并不感兴趣，要么沉溺于网游、恋爱中，要不就为求职、培训考试等实用主义工具努力。且不说现在写诗、读哲学被视为异类，钻研理论而不是工具都会被看作jerk，一个是某些人不希望年轻人思考，二来现在年轻人为生存压力付出努力实在太大了。

再说说读后感吧，作者着实博闻强识，可能受黑格尔影响，他也想用系统论构建自己的哲学王国，作者举例海阔天空，量子物理、生理神经学、经济学、化学还有很多我也看不出来的学问。作者在方法论上秉承的是系统论，但知识也跟时装潮流一样，20年前的前卫知识居然会让我觉得闻所未闻。涉及理科的知识太多太深，因本人智识水平，没法细读。但我仍旧折服于作者的博学，并向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致以深切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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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当中看到范式一词，那么范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本文旨在探讨自然科学中范式的概念。

最早提出自然科学提出范式一词的人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nn) 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１９６２）中系统阐述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通俗的讲，就是一群科学团体所遵循的一个基本思路，什么是已知的，什么是被理解的，仍需进一步深入认识的是什么？

在库恩看来，科学史就是一系列范式所构成的历史图景，库恩关于一门科学如何进步的图景可以概括为下列开放的图式：

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

一、前科学时代：在这个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没有统一的科学共同体,没有公认的范式。经过长期的争论,才逐渐形成统一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即“范式”,由此前科学时期进入了科学时期。比如化学和炼金术、天文学和占星术不分彼此的时代。

二、常规科学时代：在研究过程中,大部分科学家对于共同的范式坚信不疑。常规研究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现象上都很少要求创造性的东西,他们的任务是搜集观察和实验的资料,进行一般理论性研究即解难题或释疑。

三、科学危机时代：原有的范式不能解释新出现的问题，即使在原有的理论上修修补补也无济于事，由此科学家对原来的范式产生了怀疑，提出新理论，由此引发科学革命。科学史上比较有名的案例有拉瓦锡发现氧气、伦琴射线等案例。

四、科学革命：“类似于政治革命的定义，政治共同体逐渐发现到现存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当时环境中而引发的，目的在于以现有政治制度本身不允许的方式，来改变现有政治制度革命的成功必然要部分非出一套制度取而代之。”科学革命也是源于“科学共同体中某一小部分人逐渐感到：他们无法用现有范式有效的研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最直白的解释：原有的范式出了毛病，要新的取而代之，正如某位名人说过的：“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

下面举出一个颠覆燃素说的案例分析：

１７世纪～１８世纪中期，很多化学家和医学家曾对燃烧现象的本质进行广泛的研究，并提出了各种学说。其中，以德国医生兼化学家Ｇ·Ｅ·施塔尔为代表提出的“燃素说”影响最为深远。他认为一切可燃的物质中都含有一种气态的要素，即所谓燃素，它在燃烧过程中从可燃物中分散出来，与空气结合，从而发光发热。

正因为木头中含有这种特别的要素，所以能够燃烧，而石头中不含这种特别的要素，所以不能燃烧。木头燃烧，就是燃素从灰中分离出来，燃烧后，燃素跑掉了，炉膛里剩下的就是灰。他把一切化学变化，甚至物质的化学性质乃至颜色、气味的改变，都归结为物质释放燃素或吸收燃素的过程。

实验1、最早发现氧气的人，瑞典人舍勒。舍勒分析空气成分的实验（小瓶里是盐酸和铁屑，根据中学的化学知识就知道可以制备氢气），他发现空气并不是同一种物质，燃烧后的烧瓶总是被水充满五分之一，也就是说五分之一气体在燃烧中消失了（其实就是氢气在空气中燃烧的实验）。

而后他通过加热氧化汞制备了这种空气。但基于当时流行的燃素说，他认为这种“火焰空气”（氧气）是易于与燃素结合，而剩下的气体是不和燃素结合的。这样似乎能自圆其说。但是那些燃素在燃烧后去了哪里？它们就像幽灵一样透过烧瓶不见了么？舍勒以及后来的英国科学家普里斯特利都囿于燃素说的范式当中，与发现氧气的成果失之交臂。

实验2、推翻“燃素说”这个范式的人是拉瓦锡，他利用天平对白磷燃烧前后的质量进行了对比。按照燃素说，白磷在燃烧之后，因为燃素从白磷中逃逸，那么燃烧后的产物：磷酐（五氧化二磷）质量应当减少。退一步讲，即使燃素毫无质量，那么白磷在燃烧前后应当质量不变。但拉瓦锡在密闭容器中燃烧白磷，前后称过白磷和磷酸酐（五氧化二磷）的质量，却发现磷酸酐的质量却大于原来白磷的质量。按照燃素说的解释，只能认为燃素这种物质具有“负质量”，好比人死后身体质量减少21g这个说法一样，燃素似乎是某种灵魂，这非常荒谬。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燃素这种范式已经遇到了深刻的危机。

实验3、拉瓦锡大胆地提出：磷酸酐的增量来源于空气。为了验证他的结果，他在密闭的容器里进行了加热锡的实验。事先已经测定过锡和空气的质量。加热后的锡融化，渐渐生锈，变成锡末。拉瓦锡将剩下的锡末和空气都称过一遍，发现锡末增加的质量等于空气失去的质量。1777年9月5日，拉瓦锡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划时代的《燃烧概论》，系统地阐述了燃烧的氧化学说，将燃素说倒立的化学正立过来。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逐渐扫清了燃素说的影响。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实验中看到“物质不灭定律”。

至此，可以看到库恩阐述的一个科学史的周期。

挑战范式的人

1、 门外汉

在一个科学家培养的过程中，从大学一年级到博士，他/她可能都在依照某种范式的概念观察与参与这些概念，某些情况下已经根深蒂固，成为了思维的牢笼和偏见，习惯于选择相信某种特定而排他的结论。

结果，对于原范式不熟悉的局外人，则可能提出解决一揽子问题的方案。例如道尔顿的原子论。道尔顿本是气象学家，在研究气体混合的过程中，他对构成气体的微粒产生了兴趣。当时化学界并没有单质、化合物、混合物、纯净物的概念。当时的化学家们认为碳酸气（二氧化碳）在不同的实验当中碳含量可能是50%，也可能是60%。但道尔顿这个外行人基于古希腊哲学中原子论的观念，认为碳原子、氧原子必然在其中按照一个固定的比例匹配。由此，他展开研究，并于1799年10月21日，道尔顿报告了他的化学原子论，并且宣读了他的第二篇论文《第一张关于物体的最小质点的相对重量表》。“道尔顿的原子论是继拉瓦锡的氧化学说之后理论化学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他揭示出了一切化学现象的本质都是原子运动，明确了化学的研究对象，对化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化学及其相关学科得到了蓬勃发展；在哲学思想上，原子论揭示了化学反应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继天体演化学说诞生以后，又一次冲击了当时僵化的自然观，为科学方法论的发展、辩证自然观的形成以及整个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挑战的危险

两个危险：政治宗教的权威和师长的权威：

政治宗教危害科学革命，远了有为科学献身的有布鲁诺，托勒密的天文体系和中世纪天主教神权有着某种程度联系，哥白尼的日心说在罗马教廷看来当然是非常“反动的”，伽利略也跟着吃了些苦头。

至于到了20世纪，一些自然科学可能成为政治牺牲品，纳粹德国花了不少力气验证优生学、种族学1933年起，该国通过立法，对某些人实施绝育、进行婚姻指导，隔离某些种族。该国主张通过消灭有缺陷的个体，组织系统的袭击来实现“种族改良”。在占领波兰期间就实行了这些措施。那么当时其他生物理论持有者不是噤声、就得逃亡。

苏联科学界的政治打手李森科倚仗两代强权蹂躏苏联遗传学界三十年，可能是因为“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为他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主要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推行计划经济两样）提供合法性说明。李森科在米丘林死后建立的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正好从“自然科学”领域提供这种支持。” 

当然，更多的有新发现的科学家是默默无闻，比如英国的卡文迪许，是个大富翁，唯一的兴趣是躲在家里做实验，不善社交，今天看来就是类似“The big bang theory”里面类似Shelton这样的宅男、Jerk。牧师孟德尔发现了遗传学的规律，但也长期没人重视，今天看来他这样的就是个山寨的民科爱好者而已。

科学革命总体来说是温柔的，坚持过去范式的老同志都辞世之后，年轻人们由此发展出了新的范式。

佩里·安德森是知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两本历史社会学专著《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是研究欧洲从古典时代到绝对主义时代的变迁。

安德森在书中提出的转型方式不同于我们传统教科书的一点是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中间插入了一段被称之为“绝对主义”的历史过程。确切的例子，就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王权空前加强，国王任命的总督代替了各地诸侯，而昔日封建领主都成了吃封地税赋的土财主而不负责任何具体事情，王家法庭在绝大多数省份取代了过去的仲裁机构。还有些领主成为京都巴黎里面的国王养着的高级贵族，都不再有享有自治的特权，这部分内容可参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其实此书着重写旧制度）。相应，作为交换，昔日的封建贵族开始抵制这种变化，渐渐也接受了，成为国王的官僚机构，也就是朝臣阶级的一员（大革命之前的军官只能由贵族出身的人担任）。

简单说来就是从封建时代过度到中央集权时代，财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统一。因此在《欧陆风云3》这款游戏中，16世纪的法国制度被称之为“绝对君主制”。绝对主义强化了主权和私有财产这些观念，为转型为资本主义打下了基础。当然，安德森认为比较成功的转型为法国和德国（普鲁士），而东欧、西班牙、英国和意大利则属于他理论中作为不完全转型和失败的特例了，作者也相应做出了解释。毕竟历史研究中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其实我在想：封建制度到绝对主义制度是不是一个重建官僚系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