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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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了一下，好像是抄袭MD版梦幻之星的，一开始要操作两名角色打倒学校地下室的怪物，走两步踩一次地雷，毫无娱乐性可言。

对比一下MD上梦幻之星的画面：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3ODU2NDQ=.html

老师推荐过这本书附赠的评语是：“之所以列此书为第一本，是需借此书破除学科界分的观念。通识养成，当以“破执”为起点。本书告诉我们：“现代世界体系”与“解释这个世界的社会科学体系”是相互生成的，我们目前的学科分际，既不是自古已然，也不会万古延续。此书可以使我们从封闭的学科思维中解放出来，学科分立、不得不然，学科互涉、大势所趋，学科有分类、知识无边际。如《五灯会元》载：“问：儒释道三教同异如何？师（大珠慧海禅师）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

学科的分类并不是自古以来的，这点倒是印象很深，17世纪的欧洲，理发师和医生还属于同一个行业工会，也就是说，一个医生除了熬制草药潜心于拉丁文的教科书之外，还要负责给人剃头修面的干活；而理发师往往要经手一些外科手术（呃，让人想起了Sweeney Todd，这位疯狂的理发师总是把他的主顾给处理了……）。19世纪有类学者被称为博物学家，现在没有这种称呼了。

作者首先把人类知识体系分为三类，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些分类大约起源于16-17世纪，大约有两种形式：“几个世纪以来，所谓经典的科学观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基于两个前提，一个是牛顿模式，认定有一种对称格局存乎过去与未来之间。这是一种准神学的视界:如同上帝一样，我们也能够达致确实性;既然万物共存于永恒的现在，因此我们不必区分过去和未来。第二个前提是笛卡几的二元论，它假定自然与人类、.物质与精神、物理世界与社会/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托马斯·胡克曾于1663年为皇家学会草拟了一份章程，他为该学会确立的宗旨就是“通过实验手段增益关干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他还补充了一句话，强调皇家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①这些章程业已体现出，认识方式分化成了斯诺后来所说的“两种文化”。”

自然科学业已跟其他学科划清界限，此时欧洲的大学也在发生变化:“神学院变得无足轻重，有时甚至被完全取消了，或者被哲学院里的一个小小的宗教学系所取代。医学院保持了它原有的职能，继续成为一个特定专业的训练中心，而该专业现在已经完全被界定为一种应用型科学知识了。近代知识结构主要是在哲学院里(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在法学院里>确立起来的。无论是文科领域的从业者，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从业者都纷纷涌入哲学院，并在那里建立起多元化的自律学科结构。”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社会变革也是人们对社会发展充满了兴趣，十九世纪学多社会科学的创始人想精确的度量社会，借鉴牛顿物理学，采用的倾向实证主义的方法，比如社会学的奠基人孔德运用“社会物理学”这一概念，，把社会解释为“有机的系统”。

这期间出现的新兴的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法理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德国人曾试图自创包含自有民族特色的“国家学”，以历史趋势为研究对象，强调各个国家的特殊性，内容包括上述学科，最终也被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取代。欧洲人在殖民、冒险的过程中，接触了其他迥然不同文明，于是便有了以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和以东方文明为研究对象的“东方学”（此处应该不同于萨伊德的《东方学》，他的著作应该被译为“东方主义”）。

综上所述，1945年之前，各类型的社会科学已在大学中形成制度，当然，这些分类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被抵制，正如我们知道的1949年之后中国大学里的社会学、经济学专业都被取消，而许多学者也纷纷转行，直到1978年以后才开始恢复。

二战之后，除了美苏冷战之外，世界发展的相当迅速，生产力迅速提高，人口也迅速增加，原殖民地国家也纷纷独立。此时的社会科学在变革之中。福柯说过：“学科构成了话一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而在这种同一性中，规则被永久性地恢复了活动。”陈旧的分类已经不适合于这个时代，新的分类标准、理论也成了后发国家社会科学届对抗欧洲中心主义、学界话语霸权的武器。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假设受到挑战，因为这套系统能否适合于研究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吗？“ 对这类洁难的学术应答，本质上具有某种不确定的妥协性质，它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论点:从分析的层次上说，非西方地区与西方地区是相同的，但也不完全相同。这一论点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现代化理论。自然，它是建基于早先的社会科学文献中的诸多讨论和前提(不管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之上的，不过，有关现代化问题的文献却又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形态，并且在社会科学的理论建钩过程中变得非常重要。其核心论点是，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一条共同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它们是相同的)，只是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处在这条道路的不同阶段.而已(因此它们又不完全相同)。从国家政策来说，它被转换为对“发展”的全球性关注，而所谓‘’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沿着普遍的现代化道路行进的历程。从组织形式上来说，对现代化/发展的关注倾向于将多门社会科学集结在一起，形成一些共同的研究规划，并对当局采取一种共同的姿态。国家对发展的政治承诺为将公共资金用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正当理由。”

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战后发展的很兴旺，面对巨大社会变迁，他们采用了历史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于是、新经济史、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新制度主义等应运而生，而这三大科目重叠也产生了“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学科。在具体手段上，三大学科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数学模型。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
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这徉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门学科正是借此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解决这个何题的一个·方法便是新创一些带有“跨学科”色彩的名词，如传播学 ,行政学和行为学。

社会科学发展到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方法论、观点的挑战，也面临着资金的缺乏的风险，五花八门的学科层出不穷，科研人员也在战后不断增加，而彼此又在争夺资源，这都是当前社会科学界的一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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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思想成为支配一个社会的主体思想之后，关键是要看这种思想所产生的社会意识是否能容忍异端。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开放、多元化的思维，而一种主体思想宣称只有自己正确，而其他思想都是邪恶的；那么很可怕，轻微的质疑也会换来无情的打压。

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力》写于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的前一年，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则是全民“狂欢”的文革之后，都有那么点应景的意思。估计文革之后的那一代人阅读此书时应该会非常震撼，人类的历史悲剧总是这么残酷的重演，演员换了，道具换了，但是剧情不仅没变，甚至更残酷了。我们的伟光正掌握了不容置疑的“真理” ，嘴唇稍微动一下，那你就成“异端”了。由于东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传统，你会发现这里的统治者比西方的加尔文们更能为所欲为。

“这不是想缚住教会的手脚，而是想阻止那些居心不良的作家公开地撒播他们心里的想法”，这是多么熟悉的论调，我们不是限制你的言论自由，只是想阻止“有害信息”的传播。统治者们一次又一次的用这个荒谬的逻辑去压制“异端”。悲哀的是，群氓们却认同这个“逻辑”。因为大多数人其实不喜欢自由，他们渴望“秩序”，因为这样就无须面对责任，逃避“思考”的痛苦。这就给那些野心家、理想主义者提供了机会，他们一旦取得了权力，几乎无一例外即被证明他们是恶劣的骗子，权力促使他们利用他们的信徒去攫取更大的权力。

居安思危，勤于思考，很多人借着人民利益的名义动员大众实现他的野心，剪除一切异端，是为多数人的暴政。事实上，大众是易于利用的，因为大众习惯于让别人替他们思考。

从小我们的脑子中便被灌输着这样一条思想：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级和最先进的社会……我不知道，西方国家是否这样灌输他们的青少年：共 产 主义的红色政权是专政的政权，对我们自由民主的社会是最大的威胁，是颗毒瘤……

抛开两种社会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和对抗，同时也抛开两种政权的统治者为了稳固政权的目的。就理论本身而言，有多少理论的创造者和追随者能真正用客观的态度去认识它们呢？葛兰西指出，对待理论我们不能像对待宗教一样。1933-1934年，他在狱中撰写了一系列笔记，全面而深刻地批判了布哈林的机械论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的倾向。“当一种理论还处于在讨论，论战和行成阶段，难道能够撰写关于它的入门书，手册和通俗教材吗？如果某一确定理论尚未达到其发展的经典阶段，任何使它‘教材化’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它的逻辑体系只是表面的和虚假的。正像‘通俗教材’那样，主要是完全不同的因素的机械排列，尽管他们为成书的需要有个统一的框架，但彼此没有内在联系”。（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64-165页）遗憾的是，现实中，我们往往似先知一样不知用哪里来的勇气死抱一种理论，仿佛底气十足地对它大加赞叹，对它奉若圣经，视若真理，或嗤之以鼻。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的诞生，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史上的重大转折。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震动了整个欧洲大陆，颤抖了百余年。时至今日其威力仍不可小觑。遗憾的是，伟大的理论未能发挥其理应体现的伟大作用。多少所谓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死守马克思的经典论著作茧自缚，将自己囚困在理论的牢笼中。巴黎公社的失败尚不足以唤醒极度兴奋的共产主义者，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加剧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的死板理解。正如葛兰西所言，人们对这种理论的崇拜犹如对宗教一样深信不疑。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伟大而愚蠢的苏联人深信他们找到的主义，且誓死捍卫他们的主义。他们拒绝一切非原点的马克思主义，却采用布哈林的机械教条主义。伟大的苏联在这种傲慢的狂热追求中走向了解体，不知九泉之下的列宁，斯大林在思考什么呢？

社会如此，个人亦然。我们或者盲目地迷信自己找到的‘主义和真理’，或者固执地推翻一切。稍有辩证思想的又要被骂作‘中庸之道’。人类自称是万物的主宰，却这样愚蠢的聪明着，难道社会是在这种怪诞的逻辑中螺旋上升发展？

未能踏入西方国家的地盘，未能融入他们的生活，从书刊，报纸或网上的只言片语中，我尚难以断定处于另一种意识形态下的它们究竟怎样的生活着。但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是在怎样的生活着。我们被教导去尊重劳动，劳动是光荣的。是，劳动是光荣的，事实上，我们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是尊重名人的劳动，脑力劳动，或者我们尊重劳动，但我们自己不愿劳动。不知多少次看到‘尊贵的’城里人对建筑工人，清洁工投去鄙夷的目光。我很讨厌这些‘尊贵的’ 城里人的无耻行为，生活中我却也会在有意无意中尊重英雄，白领，金领，却看不起清洁工。这个时候我又很看不起自己这样聪明的无耻行为，我看不起自己这个来自农村的原本讨厌‘尊贵的’城里人的人，却无形中像他们一样去鄙视清洁工。我以为自己是理智的，然而我并不是时刻都理智。

无论是否愿意承认，我的同龄人大多是迷茫困惑的一族。现实的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改革开放到了这种程度，我们的社会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岔路口，下一步怎么走？似乎很明确，似乎又很迷茫。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正反应了这一点，为什么XX功会如此猖獗？为什么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越来越暗淡？事实上，很多人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不相信将来会怎样。我也会经常在想，为什么呢？我们拼命的找，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什么都没找到。

虽然作为一名党员，我仍然觉得自己在思想上应保留自己的一点空间，没有必要将一切都和政治，组织挂钩。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不好？抑或是另有其他更好的社会？既然我们相信社会是由原始社会不断进步发展到了今天，那又为何要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最美好的呢？承认发展的同时否认发展，多荒唐！其实一个社会姓资姓社又有什么呢？只有人民幸福，国家安定富强，有什么不好？我们常被教导要为人民服务，有多少人扛着这杆大旗走向腐败啊！何必这样理解呢？并不能说一个人为自己的一套房子，一辆车而奋斗是可耻的，也不能说一个民族都在做“伟大的”事情就是正确的。历史上往往会有许多人，许多时候会被所谓的“道德”欺骗，想想“二战”时期的德国，再想想“文革”时期的中国人民。我一直觉得每个人尽力去做就好了，每个人都说或都要为人民服务太荒唐了。

也许正因为我的“反叛”，许多人骂我是假党员。我不想去辩解，是，现在我不能完全赞同共产党的一切，但，我爱我的祖国。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堪称惊世之作，但它在被用于实际中时却带有太强的政治色彩。时至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呢？乞丐？氓流？一个老板（资本家）出资建厂，工人不能给他带来利润，它干吗要做？不要剩余价值他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啊!可惜太多的人仍然死守马克思的经典之作,振振有词:这是马克思的经典之作!马克思都说事物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发展就意味着要变。我们为什么不能真正的与时俱进呢？可惜还是有人骂我假党员，终于明白葛兰西为何被批判。虽然不能与葛老相提并论，但我可以感受到他老人家的郁闷。

人作为感情的动物，太多的时候易受感情的支配，但正因此人才成为人。无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我们在人生的追求中总是在感情和理智的双重支配下表现出或明显或模糊的摆动。葛兰西很伟大，却也有自相矛盾的言行。在情感和理智中，人，聪明并愚蠢着。